蒋述卓教授很重视海外华人作家研究。
进入著名学者、暨南大学教授蒋述卓的书房，目光往往会先停留在一幅砚台的拓片上。几年前，蒋述卓偶然得到一方端砚，他郑重地用书法写下印铭，并请工艺师刻在砚台上。刻好后的砚台被拓成拓片挂于墙上，提醒着自己，要时刻铭记“唯道集虚”的古训。
拓片上还用飘逸的字体写着“沧海观云，闲庐听雨。南园放马，北山种菊”，可视作蒋述卓治学生涯的真实写照。“‘沧海观云’是说我的人生履历十分丰富，‘南园放马’指的是我这么多年来，在暨南园里培养了不少‘千里马’。这几句代表了一张一弛、进退有度的人生理想，也是我的座右铭。”
书房的另一侧，则是一溜六七米长的“书墙”，当书柜实在放不下了，蒋述卓直接利用了书柜上方的空间，将书一本本整齐摞好，随用随取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些书也构成了他学生的“流动书房”，“这些书都是公用的，我总是叮嘱学生，要多读书。有时我还会围绕着重大项目购置一批新的书籍，大家可以一起学习。”蒋述卓说。
●南方日报记者 戴雪晴 摄影:南方日报记者 仇敏业
写满笔记的书籍
书架上，满满当当地码放着蒋述卓多年来的研究用书，包罗万象，既有文学、哲学、美学、历史、文化产业研究等领域的专业书籍，又有张翎、虹影等海外女性作家迄今为止的全套作品，新书与旧书“共冶一炉”，可见其兴趣之广博。“读书改变了我的一生，往前往后看看，余生大概也是要在教书、读书、写作中度过了。”他说。
蒋述卓教授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“心远斋”，取自陶渊明《饮酒》中的“心远地自偏”，形在书房之内心存遥远之外，与校内书房的“闲庐听雨”“北山种菊”的印铭志趣相通，遥相呼应。
不久前，蒋述卓教授还将5000册藏书赠予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，用来打造“大家书屋”。“其中大部分书籍为我收藏多年的佛教研究资料，非常珍贵。希望它们能够在公共图书馆里，实现知识的共享与传承，发挥出更大的影响。”
蒋述卓教授与广州的缘分，可以追溯到1988年的夏天。那一年，师从王元化先生的他刚刚博士毕业，来到暨南大学任教。这些年来，他深耕于宗教艺术领域，又将学术视野延伸至文艺评论、当代文化诗学等方向，著有《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》《佛教与中国文艺美学》《在文化的观照下》《文化诗学：理论与实践》《宋代文艺理论集成》《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》《诗词小札》等多部专著。在他眼中，这些作品的诞生，与个人的阅读史、藏书史息息相关。
“收藏书，是为了创造书。”站立在“书墙”跟前，蒋述卓告诉南方日报记者，对绝大多数作家、学者来说，藏书从来都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创作。“每个作者都会有自己的创造。藏书不是为了把书籍封存起来，保管起来，而是要把它们变成有用的知识传递下去。只有创造出新的文明，它才能绵延不绝地传承。”
如今，年近七旬的蒋述卓仍然保持着每天四到五小时的阅读时光，一般上午两个半小时，下午两个半小时，日复一日，步履不停。在他看来，阅读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，早已刻入了他的血脉，如同树木长出年轮一般，再自然不过。
与大多数藏书爱好者小心谨慎，生怕在自己的书籍里留下点滴痕迹不同，蒋述卓的书里却写满了一丝不苟的笔记。许多作品他一读再读，留在书中的笔迹也随着时光流逝有浅有深。
采访的间隙，蒋述卓随手翻开了著名学者杨义的《李杜诗学》。这部作品出版于24年前，泛黄的书页上，不仅遍布用蝇头小楷记下的笔记，还夹着一张蒋述卓从报纸上裁剪下来的一篇《李杜诗学的当代价值》，可见他对于此书的珍视。
他坦言，从广东走出去的杨义教授，是自己十分敬重的学者。他早年曾撰写长达一百五十万字的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，出版后在学界影响甚广。不过，他并没有停下脚步，而是转向研究古典文论，写出了《中国叙事学》《李杜诗学》《重绘中国文学地图》等重磅著作。
蒋述卓介绍，早在二十多年前，《重绘中国文学地图》就提出，中国文学的版图应该扩大，中国文学是一种多元的文学，也包括少数民族的文学。如今“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”的概念深入人心，从这个角度上来讲，这项研究极具前瞻性。“杨义是真正做到会通古今、沟通中西的大家，他的研究能够呈现出一种大国的学术气象，有气派、有气势。”
打破文史哲的藩篱
时隔多年，回想起自己的导师、学界泰斗王元化的教诲，蒋述卓教授仍然十分感慨。“王元化先生曾叮嘱我们，做学问不分文史哲。研究文学，若没有历史作根基，没有哲学作深厚底蕴，是走不远的。”
这种学术思维，一直影响着蒋述卓，他试图用更宏阔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研究领域的前沿课题和发展趋势。前些年，他完成了《文化诗学批评论稿》，这部作品收录了他近20年来关于文化诗学批评的理论阐述及其批评实践的文章。其中关于流行文艺与主流价值观关系的研究，是他在文化诗学批评板块的重要部分。写这篇文章的初衷，是他发现有人将流行文艺与主流价值观对立起来，这种观点在他看来是不正确的。“二者之间并没有鸿沟，流行文艺能够拥抱主流价值观，而且可以为主流价值观提供很多积极的因素。”
做学问要打通文史哲的藩篱，学贯中西，阅读亦是如此。蒋述卓专程向记者介绍了一位九十多岁、对大众而言较为陌生的法籍华裔学者、法兰西学院院士程抱一。他正是打通多个研究领域的典范，曾撰写《张若虚诗歌之结构分析》《中国诗歌语言研究》《想象的空间：千年的中国绘画论》《笔法天才朱耷》《托斯堪咏叹》《天一言》等，涵盖理论、艺术、诗歌、小说等板块。
“小说《天一言》表达了程抱一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。他曾提出‘第三种文化’，用超越中国和西方的第三种视角来看中华文化，这种多元视角非常难得。在研究中国文化跟世界文化的关系时，我们不能只研究外国的汉学家，也要研究程抱一这类华人学者。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时，他们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。”
蒋述卓透露，海外汉学与中国文化的传播，一直是他的学术重点。在他看来，海外汉学家既有中国学者的眼光，又有西方学术背景。他们怎样看待中国文学、中国文论、中国文化，对现在的学者来说有很多启迪。“尤其是这四十多年来，汉学家把西方文论传播给中国，又把中国文论传播给西方，起到了桥梁的作用，可以说是文化的摆渡者，研究他们是很有意义的。”
此外，蒋述卓还推荐了一部由施展撰写的历史著作《枢纽：3000年的中国》。“这本书启发我继续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。一百多年前，梁启超将中华文明的历史概括为‘三个中国’，即‘中国之中国’‘亚洲之中国’和‘世界之中国’。如今，中国应该在世界当中定位自己，这样才能成为‘世界之中国’。”